1916年6月6日那天下午，北京的天闷得慌。
袁世凯躺在床上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却已经没了气息。
这个窃国大盗做了83天的皇帝梦，最后在内外交困、众叛亲离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消息传到四川泸州前线，护国军将士们抱头痛哭。
蔡锷靠在椅子上，喉咙疼得说不出话，只是拿起桌上的茶杯，狠狠摔在地上。
他知道，这场仗打赢了，可自己的身体也快撑不住了。
回想起七个月前，1915年12月25日那个寒冷的冬日，云南昆明城里头，唐继尧、蔡锷、李烈钧三个人站在都督府门前，手里攥着那份通电稿。
通电上写着云南独立，武装讨袁八个大字，落款处是三个人的名字。
唐继尧当时犹豫了很久，手都在发抖。
他知道这一步走出去意味着什么——对面是袁世凯手里握着的十万北洋精锐，而云南满打满算就一万多人，武器装备更是差了一大截。
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
可蔡锷那时候眼睛里全是决绝。
他从北京逃回来那一路，装病、扮女装、绕道日本越南，九死一生。
在北京那两年，他被袁世凯软禁，表面上整天泡在八大胡同，跟名妓小凤仙厮混，实际上心里头憋着一股劲儿。
袁世凯要当皇帝，这事儿他咽不下去。
1915年5月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，几乎答应了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。
消息传出来，举国哗然。
那种屈辱感和愤怒感交织在一起——推翻了满清，结束了帝制，不是为了换一个对外更软弱的皇帝！
紧接着，袁世凯搞什么筹安会，弄出一套民意拥戴的把戏。
杨度这帮人到处组织请愿团，商人请愿团、教育界请愿团、妇女请愿团，甚至连人力车夫、妓女、乞丐都不放过。
全是闹剧，全是假的。
12月12日，袁世凯正式宣布接受帝制，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，年号洪宪。
这下子，全国的火药桶彻底点着了。
云南打响第一枪，不是偶然。
这地方天高皇帝远，北边有四川贵州的崇山峻岭挡着，东边广西也不是北洋嫡系地盘，自己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
更重要的是，云南新军是辛亥革命重九起义过来的，从上层军官到中下层，反袁的思想很普遍。
护国军编了三个军，蔡锷带着第一军6000多人北上四川，这是主战场；李烈钧第二军3000多人出兵广西，战力最弱，主要是策动两广起义；唐继尧第三军留守云南，兵力在一万人以上，坐镇后方。
数字摆在这儿，确实悬殊。
袁世凯那边呢？
设立征滇临时军务处，亲自主持用兵计划，分三路进攻。
第一路马继增率三万多人取道湖南入贵州，第二路张敬尧率五万多人经由四川攻云南，第三路龙觐光部由粤经桂入滇，三路兵力共十万以上。
袁世凯还扬言云南兵仅万余，饷难月给，不难一鼓荡平。
1916年1月21日，护国军占领了四川叙府。
这是第一个胜仗，振奋人心。
可接下来在泸州、纳溪一带，就跟北洋军啃上了硬骨头。
蔡锷手里的兵太少，武器也差，后勤更是要命的问题。
前线的士兵有时连饭都吃不饱，子弹更是金贵得很。
蔡锷自己当时已经患有严重的喉疾，说话都困难，却依然在前线指挥。
泸纳战役打了48天，双方激战得天昏地暗。
讲武堂出来的那些军官们，在这场仗里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。
朱德支队鏖战棉花坡一个多月，敌军被打死打伤三四千人。
这时候，真正的转机来了。
1916年1月27日，贵州刘显世宣布独立！
这个决定不是刘显世自己想做的，他本来还想两边讨好，可贵州的军权实际上掌握在他外甥王文华手中。
王文华是国民党出身，倾向革命，带着黔军坚决要独立。
熊其勋甚至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改姓寄养，给刘显世写信说现在形势，非独立不可。
吾已计不反顾。
将来无论成否，功罪均在公。
一副必死的决心。
贵州一独立，局面立刻活了。
黔军分两路，一路王文华率领进击湘西，2月2日晚趁湖南晃州城中北洋军欢度除夕之机发起攻击，北洋军猝不及防，连克多地。
另一路戴戡率领向四川綦江、重庆一带进攻，虽然后来遭到北洋军反攻，但牵制了大量敌军。
更大的变化在3月15日。
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！
这一下，袁世凯的战略包围圈彻底被打破了。
陆荣廷本来态度很暧昧，一方面跟袁世凯有矛盾，另一方面又害怕袁的威力。
广西兵力薄弱，当时只有4000人，远不如云南的2万多人，贵州的1万多人，更别提广东袁家军的3万多人。
所以他一直在观望，甚至还参与劝进，派龙觐光向云南出兵。
但到了3月15日这天，广西军官逼迫镇守使陈炳焜、谭浩明、莫荣新向陆荣廷提出最后通牒，要求宣布广西独立。
陈炳焜他们在书文里写帝制议起，中外哗然，凡有血气，靡不愤痛。
我省军心民气日益激昂。
大势所趋，独力难挽。
陆荣廷收到这份哀的美敦书后，当日就宣布广西独立。
广西独立的直接结果是什么？
袁世凯派去从广西进攻云南后路的龙觐光部队被包围缴械，护国军的后顾之忧彻底解除。
更重要的是，南方的半壁江山已经连成一片反袁阵线，袁世凯陷入了战略上的大包围。
这时候就能看出什么叫失道寡助了。
袁世凯坐在北京，发现事情完全不是他预想的那样。
他本以为凭借中央权威和北洋武力，可以迅速扑灭云南的叛乱，结果却是烽烟四起。
他派出去的军队逡巡不前，前线的北洋军军心已经不稳了——为袁世凯的皇帝梦卖命，很多官兵并不情愿，士气低落。
更要命的是，北洋军内部开始分裂。
张敬尧在川南战场跟蔡锷打得精疲力尽后，竟然跟蔡锷达成了第二次休战协议。
这次休战是建立在张敬尧不愿意继续跟蔡锷作战的基础之上。
双方甚至同意组建以蔡锷为总司令、曹锟为副总司令、张敬尧为总指挥的反袁同盟军，并同意推举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段祺瑞取代袁世凯。
虽然所谓同盟军只是个秘密协定，但标志了袁世凯北洋军前线主力已经接受反袁态度和立场。
列强看到中国局势大乱，也转变态度，不再支持袁世凯称帝。
日本政府更是在1915年10月就发出警告若总统骤立帝制，则国人立即促进变乱，而中国将复陷重大危险之境。
日本人担心袁世凯称帝后一旦发生暴乱，二十一条的条约更难落实，日方的在华利益要再打折扣。
内外交困，袁世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。
1916年3月22日，袁世凯被迫发布命令，撤销帝制。
他还想赖在大总统的位置上，但这已经由不得他了。
护国军方面明确要求他必须退位。
紧接着，广东、浙江、陕西、四川……越来越多的省份宣布独立。
4月6日，龙济光、张鸣岐宣布广东独立；4月12日，浙江宣布独立；5月9日，陕西陈树藩独立；5月22日，四川陈宧独立；5月29日，湖南汤芗铭独立。
袁世凯的皇帝梦，做了不到一百天，就彻底碎了。
他的身体和精神也在这种打击下迅速垮掉。
6月6日，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，袁世凯病死。
仗打完了，然后呢？
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，段祺瑞当国务总理，恢复了《临时约法》和国会。
看起来，民国法统再造了。
当时和后来，很多人都说护国运动胜利了，它捍卫了共和。
蔡锷、唐继尧他们，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。
尤其是蔡锷，虽然不久后就因喉癌在日本病逝，年仅34岁，但他的形象被高高树起。
1917年4月12日，民国政府为蔡锷举行国葬，这是何等的哀荣。
可要是往深处看，往后来看，问题就来了。
打倒了一个袁世凯，然后呢？
中央政府落到了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其他头目手里。
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广东这些在护国运动中崛起的势力，也成了新的地方军阀。
国家并没有因此走向真正的统一和民主，反而进入了更加混乱的军阀割据时期。
孙中山后来发动护法运动，就是因为段祺瑞政府也不尊重约法和国会。
所谓的共和，成了一个空壳，里面装的还是军阀政治、派系倾轧和外国势力的干涉。
护国运动的意义到底该怎么评价？
它是一场悲壮的、必要的，但又带有深深时代局限性的斗争。
说它悲壮必要，是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当国家眼看着要滑向专制倒退的深渊时，是云南那一批人，以弱抗强，挺身而出，用行动喊出了不。
这个行动本身，就像一声惊雷，惊醒了很多人，也激励了很多人。
它证明了帝制不得人心，证明了共和的理念在中国已经扎下根。
但它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。
领导这场运动的核心力量，是蔡锷、唐继尧、梁启超这些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英。
他们的目标是护国，是维护共和这个形式上的国体。
至于这个国护住之后，该如何建设？
如何真正实现民权、民生？
如何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问题？
他们并没有，也无力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。
他们可以打倒一个具体的、犯了众怒的袁世凯，却无法摧毁产生袁世凯的土壤——那个封建势力依然强大、帝国主义侵略深入、国家四分五裂、社会经济落后的旧中国。
护国运动像一次高烧，猛烈地清除了帝制复辟这个急性的病症，但病人身体里更深层次的慢性病——军阀割据、列强侵蚀、民不聊生——并没有得到治疗。
高烧退了，病人依然虚弱，且病症更加复杂。
蔡锷在病重时，不知是否对国家的未来有过深深的忧虑。
唐继尧后来卷入军阀混战，背离了初衷，这又何尝不是那个混乱时代的一种悲剧性缩影。
陆荣廷在护国护法运动中立下大功，梁启超称赞他以一隅而抗天下，可他后来的旧桂系也在旦夕之间土崩瓦解。
推翻一个皇帝容易，但要建立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，道路远比想象中漫长和崎岖。
护国运动用它的成功和它成功后的困局，为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革命，必须要有更先进的指导思想，必须要有能够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崭新力量，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结构变革。
而这些，是护国运动的英雄们所无法完成的历史任务。
1916年11月24日，众议院通过法案共和再造，始于云南，首义之日，亦定为纪念日。
时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明令，每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首义之日为全国纪念日。
昆明城后来把丽正门改名为正义门，把南正街改名为正义路，把小南门改为护国门，把连接护国门的绣衣街命为护国路。
这些街名一直保留到今天，成了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。
那场以少胜多的战争，靠的不只是云南一万多人的拼命，更靠的是贵州、广西的相助，靠的是全国人民对帝制的唾弃，靠的是袁世凯自己把路给走绝了。
历史常常不按实力对比的常理出牌每日配资平台，这就是护国运动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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